在“场”之“近”与在“理”之“远”——“让球”问题的思考
本文摘录自上海通志馆主编、金大陆编《上海乒乓球运动纪事录（1949——2024）》（复旦大学出版社）关于国家乒乓球队“让球”的问题，不管是什么场合，什么语态，什么内容，当年的许多当事人都已说出了自己的情况和看法，正如今天（2024年9月3日12时），澎湃新闻官方发出了倪夏莲的现场专访：1983年第37届世乒赛，“我拿了混双冠军、女单季军，女单八进四的时候让掉了，当时是服从组织安排，我没有后悔过。我以前从来不说的，这是国家队的秘密，现在不是了”。确实，民间有很多议论，甚至是对峙性、撕裂性的。加上部分传媒故意遮掩，反而泼墨画煤，有损辨析。1972年上海江湾体育场少体校乒乓球队合影，前排左二为倪夏莲。早在1989年，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就在上海《新民晚报》上发表谈话：“让球”问题值得研究。那么，如何展开研究呢？笔者以为第一是要回到时代背景中去考查；第二是要分阶段进行考查，其理念是：把握在“场”之“近”与在“理”之“远”的关系。此间的“场”是指现场、实况，“近”是贴近的需要和处理；反之，此间的“理”是指原理、道理，“远”是指远离、背离。缘此，解析中国乒乓球运动史中的“让球”问题，1959年至1978年为“让球”的第一阶段；1978年至1993年为第二阶段；1993年之后为第三阶段。1959年之前，尽管中国乒乓球队是一支国家组建、投资和管理的队伍，并未在竞技中发生让球的故事。当年，容国团夺得中国乒乓球届乃至中国体育界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后，在途径苏联举办的国际比赛中，容相遇球场克星杨瑞华，领队招呼杨这次不能再赢容，否则容成“隔夜冠军”了。如果说这是一场“面子”的讨情，那么，国乒的真正让球是发生在1961年的第26届世乒赛中。第26届世乒赛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比赛（且是蒙塔古出面劝说原主办国埃及放弃，并解说中国“能造一个标准比赛场地”而促成的）。世界的冷战局势对中国的挤迫（如美国政府“拒绝允许美国队到共产党中国去”）；国内遭遇自然灾害的困境等，这种种因素的交织和错杂，促使中国政府倾全力以国乒之胜势打一场国运之仗。除了北京工人体育馆破土动工，国家体委还通过大区集训汇聚了“108将”进行大会战，干部、教练、后勤面面俱到。恰逢日本发明了“秘密武器”弧圈球，打反胶的薛伟初向组织提交了“我来模仿日本人”的请战报告，在队里形成了为一线主力队员陪练的保驾机制。徐寅生抄了一份薛的报告张贴在墙上，并认为“中国乒乓球队为国家荣誉而团结战斗的精神就是从这里开始建立的”。大赛伊始，薛伟初连胜波兰、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冠军跻身十六强。领队对薛说：“你要和李富荣比赛啊！”薛脱口而出：“我明白了”。事后，薛表示：我们的目标是让中国人拿冠军，自己是其中的一份子。杨瑞华战胜欧洲冠军后相遇张燮林，领导认为下一轮张打日本的三木更有利，杨为保证张的体力宣布弃权。前世界冠军匈牙利人西多对杨比划说:“Money”,杨回答：“No，腰伤了”。进入决胜阶段为四名中国选手，先是徐寅生让庄则栋，张燮林让李富荣，后是李富荣让庄则栋，庄则栋为冠军。据李富荣自述：我觉得选庄是对的。其实，我让庄三次，湖北的胡道本也让我三次。我们个人的成绩都离不开队友的帮助。我们那个时代所受的教育，就是集体荣誉至上。再据徐寅生自述：我们就怕输给外国人，更怕输在自己手里。队内也不是郑重其事地开会讨论，教练事先通知一下，你输一下不就完了呗。你如果有情绪，大家就会说，怎么能这样啊。再说一般有点情绪，也不会表现出来。领导根据比赛的进程和大势，决定最有利于取得成绩的选手胜出，成为了国家乒乓球队多年的传统。现在看来，这既是历史原因造就的，也有历史的局限。但当时整个国内外的环境和形势，决定了国家和人民需要乒乓球队去争取这个胜利。国乒第一阶段的让球史，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家体制、战略和利益所决定。其在“场”之“近”的合理性，正是在这种决定中被推演成了教练员、运动员乃至广大观众的集体理念、意志和行动。所以，承认这种历史性的存在，恰是承认或研究国乒史的基础。若是以颠覆性的观点来评判此阶段的让球，即放大在“理”之“远”的局限性，不仅有失公允，更缺乏“同情之理解”的历史理性。至于为什么将国乒让球史的第二、三阶段立定于1978年和1993年？从大局的角度认识，是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，一切都在变化之中。尽管在国际比赛中，仍然会时时发生通过让球选派有胜算的选手上场，以及非主力队员为保证主力队员的位置而下场，但这个延续的传统，所面对的人选，所相遇的情况，毕竟与之前的背景迥然不同了，甚或更复杂更特殊更难以预料，从而迫促产生一些新的规则和举措。从务实的角度述说，则有标志性的事例来定位。1978年，林慧卿任女队主教练，率新老结合的队伍参加第四届亚乒赛。在单打中，新手曹燕华淘汰了世界冠军朝鲜的朴英顺，与队友会师半决赛。按队内的常规：新队员在大赛中遇上老队员要让路。林慧卿却宣布按竞赛规则“真打”，曹燕华夺冠。尽管回国后的总结会开成了“新队员让老队员”的辩论会，此举终究破局了。1983年的第37届世乒赛，沈剑萍/戴丽丽组战胜韩国选手进入女子双打前四。教练组开会后，由郑敏之通知沈/戴组：看你们本事了！沈/戴组连续以两个3比2，在激战中夺得世界冠军。1993年的故事是蔡振华教练开创的“直通车”选拔机制。当年，第42届世乒赛中国男队可报七个名额。冬训时主力队员缺乏紧迫感；一般队员稀稀拉拉。蔡振华研究后认为是参赛人员基本已定所致，便决定拿出一个名额由队内大循环赛的名次来竞争。训练场的散漫一扫而光。春节放假一天，仍有队员去球馆加班。虽然只是一个名额，终究在性质上是一个开创。此后，“直通车”的模式不断放开，还在央视体育频道公开传播。国乒队也完善了系列选派队员的措施。如全国少年比赛前二名，青年比赛的前四名可进国家二队；每半年国家一队积分后三名与国家二队积分前三名，进行六人循环升降赛。上海选手王励勤就是通过这个机制打进国家一队的。王励勤坦言：关于让球，原来也听说过。我们这个年代已经没有了这种安排，大家靠竞争取得参加大赛的资格。包括今夏巴黎奥运会乒乓球比赛的中国选手孙颖莎、陈梦等，不都是通过国际乒联的排位和积分获得参赛资格的嘛。综上，1978年，林慧卿指定新老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“真打”，是针对“让球”的破局；1993年，蔡振华拿出一个名额供竞争上位，是针对“让球”的开局（创局）。一个“破”，一个“创”，不仅渐渐地将沿袭多年“让球”消解成了历史的记忆，更在本体上紧紧地追随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原则（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）和精神（“更快、更高、更强”），以至在“理”之“远”成为了日行渐近的目标。中国国乒“让球史”的三个阶段是可以切割的，同时，又是必需联通的。因为没有在理论上对第一阶段在“场”之“近”与在“理”之“远”关系的认同，即对第一阶段国乒所获结果的首肯，就不能整体而全面地读懂中国的乒乓球运动。
本文摘录自上海通志馆主编、金大陆编《上海乒乓球运动纪事录（1949——2024）》（复旦大学出版社）
关于国家乒乓球队“让球”的问题，不管是什么场合，什么语态，什么内容，当年的许多当事人都已说出了自己的情况和看法，正如今天（2024年9月3日12时），澎湃新闻官方发出了倪夏莲的现场专访：1983年第37届世乒赛，“我拿了混双冠军、女单季军，女单八进四的时候让掉了，当时是服从组织安排，我没有后悔过。我以前从来不说的，这是国家队的秘密，现在不是了”。确实，民间有很多议论，甚至是对峙性、撕裂性的。加上部分传媒故意遮掩，反而泼墨画煤，有损辨析。
1972年上海江湾体育场少体校乒乓球队合影，前排左二为倪夏莲。
早在1989年，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就在上海《新民晚报》上发表谈话：“让球”问题值得研究。那么，如何展开研究呢？笔者以为第一是要回到时代背景中去考查；第二是要分阶段进行考查，其理念是：把握在“场”之“近”与在“理”之“远”的关系。此间的“场”是指现场、实况，“近”是贴近的需要和处理；反之，此间的“理”是指原理、道理，“远”是指远离、背离。缘此，解析中国乒乓球运动史中的“让球”问题，1959年至1978年为“让球”的第一阶段；1978年至1993年为第二阶段；1993年之后为第三阶段。
1959年之前，尽管中国乒乓球队是一支国家组建、投资和管理的队伍，并未在竞技中发生让球的故事。当年，容国团夺得中国乒乓球届乃至中国体育界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后，在途径苏联举办的国际比赛中，容相遇球场克星杨瑞华，领队招呼杨这次不能再赢容，否则容成“隔夜冠军”了。如果说这是一场“面子”的讨情，那么，国乒的真正让球是发生在1961年的第26届世乒赛中。
第26届世乒赛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比赛（且是蒙塔古出面劝说原主办国埃及放弃，并解说中国“能造一个标准比赛场地”而促成的）。世界的冷战局势对中国的挤迫（如美国政府“拒绝允许美国队到共产党中国去”）；国内遭遇自然灾害的困境等，这种种因素的交织和错杂，促使中国政府倾全力以国乒之胜势打一场国运之仗。除了北京工人体育馆破土动工，国家体委还通过大区集训汇聚了“108将”进行大会战，干部、教练、后勤面面俱到。恰逢日本发明了“秘密武器”弧圈球，打反胶的薛伟初向组织提交了“我来模仿日本人”的请战报告，在队里形成了为一线主力队员陪练的保驾机制。徐寅生抄了一份薛的报告张贴在墙上，并认为“中国乒乓球队为国家荣誉而团结战斗的精神就是从这里开始建立的”。
大赛伊始，薛伟初连胜波兰、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冠军跻身十六强。领队对薛说：“你要和李富荣比赛啊！”薛脱口而出：“我明白了”。事后，薛表示：我们的目标是让中国人拿冠军，自己是其中的一份子。杨瑞华战胜欧洲冠军后相遇张燮林，领导认为下一轮张打日本的三木更有利，杨为保证张的体力宣布弃权。前世界冠军匈牙利人西多对杨比划说:“Money”,杨回答：“No，腰伤了”。
进入决胜阶段为四名中国选手，先是徐寅生让庄则栋，张燮林让李富荣，后是李富荣让庄则栋，庄则栋为冠军。据李富荣自述：我觉得选庄是对的。其实，我让庄三次，湖北的胡道本也让我三次。我们个人的成绩都离不开队友的帮助。我们那个时代所受的教育，就是集体荣誉至上。再据徐寅生自述：我们就怕输给外国人，更怕输在自己手里。队内也不是郑重其事地开会讨论，教练事先通知一下，你输一下不就完了呗。你如果有情绪，大家就会说，怎么能这样啊。再说一般有点情绪，也不会表现出来。领导根据比赛的进程和大势，决定最有利于取得成绩的选手胜出，成为了国家乒乓球队多年的传统。现在看来，这既是历史原因造就的，也有历史的局限。但当时整个国内外的环境和形势，决定了国家和人民需要乒乓球队去争取这个胜利。
国乒第一阶段的让球史，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家体制、战略和利益所决定。其在“场”之“近”的合理性，正是在这种决定中被推演成了教练员、运动员乃至广大观众的集体理念、意志和行动。所以，承认这种历史性的存在，恰是承认或研究国乒史的基础。若是以颠覆性的观点来评判此阶段的让球，即放大在“理”之“远”的局限性，不仅有失公允，更缺乏“同情之理解”的历史理性。
至于为什么将国乒让球史的第二、三阶段立定于1978年和1993年？从大局的角度认识，是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，一切都在变化之中。尽管在国际比赛中，仍然会时时发生通过让球选派有胜算的选手上场，以及非主力队员为保证主力队员的位置而下场，但这个延续的传统，所面对的人选，所相遇的情况，毕竟与之前的背景迥然不同了，甚或更复杂更特殊更难以预料，从而迫促产生一些新的规则和举措。
从务实的角度述说，则有标志性的事例来定位。1978年，林慧卿任女队主教练，率新老结合的队伍参加第四届亚乒赛。在单打中，新手曹燕华淘汰了世界冠军朝鲜的朴英顺，与队友会师半决赛。按队内的常规：新队员在大赛中遇上老队员要让路。林慧卿却宣布按竞赛规则“真打”，曹燕华夺冠。尽管回国后的总结会开成了“新队员让老队员”的辩论会，此举终究破局了。1983年的第37届世乒赛，沈剑萍/戴丽丽组战胜韩国选手进入女子双打前四。教练组开会后，由郑敏之通知沈/戴组：看你们本事了！沈/戴组连续以两个3比2，在激战中夺得世界冠军。
1993年的故事是蔡振华教练开创的“直通车”选拔机制。当年，第42届世乒赛中国男队可报七个名额。冬训时主力队员缺乏紧迫感；一般队员稀稀拉拉。蔡振华研究后认为是参赛人员基本已定所致，便决定拿出一个名额由队内大循环赛的名次来竞争。训练场的散漫一扫而光。春节放假一天，仍有队员去球馆加班。虽然只是一个名额，终究在性质上是一个开创。此后，“直通车”的模式不断放开，还在央视体育频道公开传播。国乒队也完善了系列选派队员的措施。如全国少年比赛前二名，青年比赛的前四名可进国家二队；每半年国家一队积分后三名与国家二队积分前三名，进行六人循环升降赛。上海选手王励勤就是通过这个机制打进国家一队的。王励勤坦言：关于让球，原来也听说过。我们这个年代已经没有了这种安排，大家靠竞争取得参加大赛的资格。包括今夏巴黎奥运会乒乓球比赛的中国选手孙颖莎、陈梦等，不都是通过国际乒联的排位和积分获得参赛资格的嘛。
综上，1978年，林慧卿指定新老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“真打”，是针对“让球”的破局；1993年，蔡振华拿出一个名额供竞争上位，是针对“让球”的开局（创局）。一个“破”，一个“创”，不仅渐渐地将沿袭多年“让球”消解成了历史的记忆，更在本体上紧紧地追随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原则（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）和精神（“更快、更高、更强”），以至在“理”之“远”成为了日行渐近的目标。中国国乒“让球史”的三个阶段是可以切割的，同时，又是必需联通的。因为没有在理论上对第一阶段在“场”之“近”与在“理”之“远”关系的认同，即对第一阶段国乒所获结果的首肯，就不能整体而全面地读懂中国的乒乓球运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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